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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伟《文化苦旅》放到现在仍然是优秀的散文

2019-10-08 00:59 澳门巴黎人娱乐场官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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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约撰稿关军

    应澳门巴黎人娱乐场官网市文化和旅游局的邀请,同济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国伟近日在澳门巴黎人娱乐场官网市规划展示中心作了题为《空间聚合与城市再中心化——关于时间与空间的隐喻》的讲座。

    很多读者也许并不知道,王国伟还曾是一位出色的出版人。上世纪90年代,风靡图书市场的《文化苦旅》《郎平自传》等很多超级畅销书都出自他手,他还曾于1994年和1999年分别带领余秋雨、郎平来澳门巴黎人娱乐场官网做签售。1999年,他被《出版广角》杂志评为新中国50年里最有成就的100个出版人之一。笔者与王国伟聊起了出版往事,以及他从出版界激流勇退背后的故事。

    1.王国伟

    2.1992年版《文化苦旅》书封

    3.《郎平自传》书封

    4.王国伟签名售书现场

    他率先提出“文化大散文”的概念

    作为超级畅销书《文化苦旅》的策划者和出版人,无疑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所以尽管过去快30年了,王国伟提起这本书出版时的情况,依然如数家珍。

    在出版《文化苦旅》之前,作为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的余秋雨,他的读者主要是专业学术群体。当时,王国伟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的副牌上海知识出版社的常务副总编辑,因为除了大百科全书之外,其他图书都是以知识出版社名义出版。作为最年轻的总编辑之一,王国伟和他的同事们在出版界做得风生水起,引领风骚。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旅游在普通老百姓中间刚刚兴起。作为学者,当余秋雨带着文化判断和文化思考去旅游的时候,他的文字就不仅仅是游记了,而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思考,这是他的优势。“当很多散文都是以花鸟虫草、生活细节作为主要对象时,余秋雨把散文写作提升到民族和历史的角度,反思很多重大命题,这是《文化苦旅》的价值。”王国伟说,“正是基于此,我们把他这类散文命名为‘文化大散文’,这里的‘大’包含两方面的意思:一是散文的命题大和视野宽;二是篇幅比较长,通常每篇都在万字以上,信息量和内容都比较丰富。”

    天时地利人和造就《文化苦旅》畅销

    在王国伟看来,《文化苦旅》的出版可谓恰逢其时,当时整个国家都处于文化的饥饿状态,余秋雨的散文能够跟大众的情绪对接,是个很好的载体,这也是它走红的主要原因。余秋雨的长散文,除了独特的语言叙事之外,散文中总有一个故事结构在里面。“一般散文没有故事结构的,余秋雨的散文要么跟某个人物命运有关,要么跟历史事件有关。他是研究戏剧的,他清楚戏剧的故事和情节很重要,他就把戏剧的表现手法移植到了散文中去,读起来比较轻松。他的语言比较感性,他还会造出很多新词,很容易吸引读者读下去。”

    王国伟认为,《文化苦旅》的畅销是天时地利人和共同作用的结果,“当时书出版以后,除了出版社做了一些推广之外,更主要是靠精英推荐。很多作家和学者非常喜欢这本书,写了一些重要书评,受到读者的关注,再加上媒体的推波助澜,《文化苦旅》很快就畅销起来了。但它真正畅销是在进入学校之后,很多学校的高中语文老师也很喜欢这本书,他们就把《文化苦旅》列为必读书目,从那以后它的销量就非常稳定了,一直畅销至今。”

    “到现在我仍然认为,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是一流的,尽管有人批评他的散文有点甜,有点矫情。”王国伟说,“对他的批评也要一分为二,一方面是人无完人,每个人多少都会存在一些问题。余秋雨在某些事情的处理方法上,我也并不认同。另一方面,大家对他的批评也比较复杂,他的作品如此畅销,社会知名度这么大,社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也很正常。”

    从1992年初正式出版,《文化苦旅》一直畅销到今天,成为中国出版史上的奇迹。在1994年前后,余秋雨和王国伟应澳门巴黎人娱乐场官网日报的邀请来澳门巴黎人娱乐场官网签售。作为新时期的超级畅销书之一,《文化苦旅》出了多少册恐怕谁也说不清。在2000年王国伟离开出版界时,就已经印了数百万册。版权到期后,余秋雨又把版权拿到作家出版社,后来又拿到长江文艺出版社,还出了港台版,卖得都非常好。一直到现在,余秋雨卖得最好的书还是《文化苦旅》。

    《文化苦旅》尽管更换过多家出版社,王国伟认为,大众认知度最高还是他在出版社时推出的第二版,“当时我们请了上海最好的图书装帧设计师袁银昌做的设计,封面用牛皮纸,书名用传统毛笔书写,书正文中,眉题和页脚都是水墨字体,封面简洁、古朴、厚重,有文化感,很符合这本书的气质。这也是《文化苦旅》卖得最好的一个版本,读者认为这是最正宗、识别度最高的版本。”

    他最早建议郎平写自传

    在出版人的职业生涯中,王国伟还策划出版了超级畅销书《郎平自传》,该书出版时正值新中国成立50周年大庆。郎平不是普通的运动员,她有着非常辉煌的经历,当时她出自传也是一个很轰动的事件。“郎平和中国女排是那个时代的英雄,她是中国女排的代表。那时很多功勋运动员退休后就离开体育界,但郎平一直没离开排球,到现在还是如此。”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功勋运动员退役后通常都会选择从政,郎平也被内定到北京体育局工作,但她拒绝了。她选择出国留学,这在当时的人看来是一条最艰苦的路。郎平在做运动员时,当时还是中国体育报记者的何慧娴就给了她两个建议,一是要学好英语,二是要记日记。“在知道她有记日记的习惯之后,我就建议她写自传,她当时说还没有考虑。三年后,当她准备写自传时,很多出版社都争取这本书,但郎平还是选择跟我们合作。她说,我是第一个建议她写自传的,这是一种缘分,她相信缘分。不难看出,郎平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

    离开出版界是不想重复自己

    进入新世纪后,王国伟从出版界激流勇退,成为同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转型跨界近20年,使他有了众多出色的弟子和另一种学术和思考的成就,城市空间、艺术与媒体是他的学术研究方向。他依然很有成就,获得了更为宽广的视野和更为跌宕的思想冲浪。

    以王国伟在出版界的成就,恐怕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勇气。对此他解释说,当时迈出这一步是基于三方面的考虑,“一是感觉自己在出版界已经做到极致了,很难再超越自我。不断重复以前的工作没什么意义,我也不兴奋。二是出版界的共性问题,就是劳动力成本是被低估的,出版产品的高价值溢出与薪酬水平偏低的问题到现在也没有很好地解决。三是我觉得我应该去尝试更多的东西和新的实践,应该换一种活法。”

    当时,王国伟从出版界出走是个事件,“激流勇退是要付出很多的,比如仕途、地位、名声等,都会成为过去,但我还是做了这个选择,我认为自己必须作出改变。事实证明,我当时的选择是正确的,虽然我可能因此失去更好的仕途。”王国伟说,“跨界转行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你原来的人脉资源、圈子都断裂了,你要在新的行业里重建这些资源,这需要付出很多。当然也有优势,转型到另一个行业之后,你在出版界的思维方式反而变成优势。因为你有更开放、更有新意、更独特的想法,也更容易创新。”王国伟笑着说:“还是那句老话,‘树挪死,人挪活’。改变何尝不是给自己创造一个新的机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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